2019年11月2日至3日，北京论坛（2019）分论坛“多元文明交融下的语言、文化与认同”在江南jiangnan（中国）新楼501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国、泰国等7国的20余位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对多元文明交融的视角和看法。
       2019年11月2日上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以“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国家语言战略”为题进行了发言。胡教授认为厘清语言与文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讨论多元文明交融背景下的国家语言战略的前提。语言作为贯穿三者之间的核心因素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他认为在提倡“一带一路”以及“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同时，语言既是经贸投资合作的语言，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了在推广“国际化外语”和“国际化汉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胡教授提到我们必须从当前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和科技化时代去观察新世纪多元文化中语言的新面貌、新功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好地促进语言交流和教学。
 

 
 

       来自首尔国立大学的闵贤植教授进行了题为“韩文文明的创造和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的分享发言。闵教授首先回顾了韩文文明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又谈到了当今世界范围内韩国文化的普遍流行。他认为韩文文明是来自中国的大陆文明和通过美国、日本接受的海洋文明相融合发展的产物。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到来之际，韩文文明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并有如下四个课题需要克服。首先是增强新文识性的课题，韩文、汉字以及媒体文识性的强化缺一不可，都值得引起重视和讨论。其次是新认同性素养的课题，韩文教育不仅应该帮助韩国国民树立正确的身份认同，还应该增强他们作为世界公民的多文化认同性。再次是新人文性涵养的课题，即通过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广泛阅读教育来增强人文素养。最后是新道德性涵养的课题，韩国的国语教育需要与各领域的道德伦理一同进行语言伦理教育，强化沟通、说服和讨论教育，强化通过倾听获得共感的能力。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的Herta Däubler-Gmelin的议题是“卡尔•施密特政治理论的全球复兴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Herta首先提出在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之下，共同和谐与发展才是符合国际社会潮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理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能发挥极大的影响和作用。紧接着她简单回顾了卡尔的生平经历和理论立场，卡尔于1888年生于德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提出了许多宪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证等。除了欧洲以外，卡尔的政治思想在美国以及中亚等地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发言的最后，Herta提出在学习和应用卡尔的政治思想时，我们应该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在应用他的理论之前一定要先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注意区分他的理论中哪些是对我们有用和有利的，让它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发展目标。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秋芳教授在以“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为题的专题报告中，她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文教授把文化分为两大类：语言文化（以语言为载体）和非语言文化（不以语言为载体）。从产出“过程”视角出发，她将语言文化分为四个维度：主题、语篇、情境和语言体系。在语言与文化的可分性问题上，她反对绝对可分与不可分的对立观点，将语言文化的可分性置于从强到弱的连续统上。在报告的最后，文教授对英语通用语教学中有关文化教学存在的困惑提出了三点建议。
 

 
       11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高一虹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忠实的模仿者、合法的说话者、幽默的创造者、对话交流者：中国跨文化志愿者的语言态度和身份发展”。语言态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二语身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一虹教授在她的研究中，以英语二语身份原型的概念框架为基础，通过对中国跨文化志愿者在四次国际活动前后对各种世界英语的态度的研究，对二语身份发展模式进行概念化。首先，高一虹教授介绍了英语学习者/使用者四个原型的概念框架，即忠实的模仿者、合法的说话者、幽默的创造者和对话的交流者。其次，她在此框架下对实证数据进行了解释。通过比较志愿者在活动前后的语言态度，提出了三种主要的身份发展类型。最后，她表明虽然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但跨文化体验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反思的深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
 

 
       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Sandra Silberstein教授的主题为“语言，文化和身份——可变的混合表现”。更古老、更传统的身份观认为，我们说话的自我是静态范畴的产物，通常带有身份的“口音”。在这个视角下，Sandra Silberstein 教授把一个人被归类为，例如，说英语的中国人、美国人、一个民族社区的成员、北方人或南方人，甚至男性或女性。但他认为，近几十年来，已经出现了认同模型，承认语言使用的易变、不稳定、混合和表现特征。Sandra Silberstein 教授探讨了语言与身份的可变性和互相作用的影响。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教授David Adger教授的发言主题为《无限的语言》。David Adger教授首先解释了什么是人类语言。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沟通方式，动物也可以进行语言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思考语言，可以作为头脑思考的工具，如果说语言只能用于沟通的话就过于狭隘了。其次，他介绍了人类语言所拥有的特性，即无穷性和创造性。最后，他介绍了在伦敦语言和文化多元化结合起来的例子。在研究中，他发现在孩子们的语言世界里里会自然地去重组语言的语法。因为在伦敦家庭中，语言背景是复杂的，所以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去重组语言。但是同时这也带来了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彭青龙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从三 A 文化帝国到五 A 文化共同体：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身份转型的复杂性”。彭青龙教授认为作为东西方文明之外的第三种文明——“混合文明”的产物，澳大利亚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多元文化的发展道路，而是经历了从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再到多元文化的曲折历程。脱胎于英国文化母体的澳大利亚，尽管在摧毁了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单一白人文化，企图形成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纽带的三A（Anglo-America-Australia）文化帝国，然而其长期实施的白澳政策在国际化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不得不实行多元文化政策，逐步形成了各种文化交互影响的五A（Aboriginal-Anglo-America-Asia-Australia）文化共同体，这既是其内部文化博弈使然，也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反映这种变化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由于受欧美“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澳大利亚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内倾化”明显。各种观点相互激荡、各种冲突不断加剧的新发展，使得澳大利亚人游离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境更加突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身份转型能否走出新困境是学界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英国卡迪夫大学教授 Max Deeg教授的发言主题为“如何应对多重与混合身份认同问题——历史上的例子”。在选定的历史实例的基础上， Max Deeg教授将讨论多重和混合身份的形式，他们如何塑造个人和社区身份，以及他们如何应对由多种“财产”的不同方式所造成的紧张。
       韩国延世大学助理教授Jamie Jungmin Yoo教授的发言主题为“书卷风光:韩国诗词与中国文学的互动”。介绍了韩国诗人以中国诗词表达自己的声音时出现的一些问题。Jamie Jungmin Yoo教授研究了由韩国作家李齐贤创作的词，探讨了这位韩国作家如何与中国文学传统互动，并尝试以中文诗词的形式作出本国语言的实践。13世纪末至14世纪，李齐贤曾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国际文化群体进行了交流，并积极地将中国经典带入了韩国文学界。Jamie Jungmin Yoo教授进一步通过例子讲解了作者如何在异域文化语境中投射自己的声音，用艺术的语言诠释古代历史。
 

 
       2019年11月3日上午，宁琦教授做了题为“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多语种教育的思考”的发言。宁琦教授表示，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使语言资源成为一种国家急需资源，语言资源建设的迫切需要为多语种教育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不仅语言相通、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相通，才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谈及交流感情、思想沟通、经贸往来、文明互鉴。而中国现有的语言资源储备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如何从宏观高度进行语言建设规划、开展可持续的语言资源建设、进行富有成效的多语种教育，培养真正具有跨文化沟通与理解能力的语言人才，成为摆在高校面前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结合传统优势，开展语言资源建设和多语种教育，形成多语言工具与专业专长的优势互补，并且不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以期为在国际人文交流、人类文明传承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科研副所长、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教授Alexander Lomanov的发言探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三十年代的中国和当代国际社会的意义。《宣言》由十位教授于1935年联名发表，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引发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论战。Lomanov教授表示，此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今世界其他文化同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多元文化交融互通的过程中保留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色的挑战，以适应新的时代，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各国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胡旭辉博士做了题为“多元文明时代的方言保护—理论语言学的视角”的发言，从理论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介绍宜兴方言与普通话的例子，解释了方言对于大脑语言机能研究的推动作用，为方言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胡旭辉教授表示，观察说方言和标准语的人的大脑的语法、语义、语音系统如何进行互动，是大脑语言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例如，由于能自由在普通话和宜兴话之间切换的人很多，可以通过核磁共振实验来观察被试在使用和切换语言时大脑激活的区域来进行研究。将普通话转换为宜兴话时可能会添加连读变调等因素，语音会随着随语义和语法进行调整，让大脑的语言处理过程更加复杂。宜兴话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标准语的语法和语义结构，因此，方言在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Tinatin Bolkvadze教授做了题为“东正教语言传统与格鲁吉亚语字母表”的发言。关于格鲁吉亚字母的起源有几种理论，其中一些是基于“卡尔特利斯茨霍夫雷巴”的数据形成的，这是中世纪格鲁吉亚历史文献的主要汇编，基本上是格鲁吉亚王国历史的官方语料库。Bolkvadze教授介绍了东方基督教传统与格鲁吉亚字母表创作的关系问题，格鲁吉亚字母的演变阶段，字母表中格鲁吉亚字母的范例和组合，以及不同类型的格鲁吉亚旧手稿和碑文来源，这些都显示了格鲁吉亚字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2019年11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郑萱博士进行了题为“外语课堂中的跨文化交际情感能力培养”的主题发言。郑萱博士表示，近年来，关于通过外语教育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IC）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目前这对情感维度的关注不是很广泛。情感在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消极情绪，如焦虑和恐惧，在未被发现和认可时，通常会强化刻板印象，并阻止人们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当情感被感受、理解、接受和表达时，它会成为促进跨文化能力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此外，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情感，有时会使人与真实的自我疏远，而有时则会自我释放：人可能会觉得用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情感更容易。因此，理解情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泰国农业大学研究员Praves Intongpan教授。Intongpan教授做了主题为“佛塔：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佛教哲学”的发言。佛学中的西蒂亚或佛塔（Cetiya 或 Stupa）是佛祖遗物的存放地，是所有佛教徒的圣地。像为查克拉巴特国王的皇室遗骸所建的一样 ，西提亚的建造一直是在佛陀生前完成的。即使在佛陀在世期间，当佛陀的Sāriputta 或 ?āriputra两个主要男弟子之一去世时，佛陀也会下令为其建造西提亚，并在他故乡纳兰达（Nalanda）的瓦夫拉切塔湾（Wat Phra Chetawan）门举行他的遗物存放仪式。大佛去世后，佛教僧侣和信徒们以传统的方式处理佛像的遗骸。当不同王国的国王知道佛祖之死后，便派他们的大臣们去库欣纳格（Kushinagar），要佛祖的部分遗物。这些遗物被带回各自的王国进行庆祝，这时也允许佛教信徒进行敬辞。后来，佛塔 (Stupa) 变成了一个为了祭奠而建造的圣地了。因此，西蒂亚（Cetiya）作为佛教徒的精神支柱，传播着能象征佛教宗教基石的佛教哲学思想。此外，西蒂亚（Cetiya）还能跟百姓、宗教和国王等这一个国家的三大支柱进行沟通交流。最后，Intongpan教授肯定了西蒂亚（Cetiya）是一种文化、传统、艺术、历史、文学、仪式、节日、地方、国家和国际旅游的发源地，也是过去或将来不同民族之间建立关系的机制。
 

 
 

       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廉超群博士在主题为“语言象征性与语言冲突——以阿拉伯语世界为例”的发言中，提出了语言象征性是语言冲突的机制之一，并结合实际例子解释了语言如何被赋予社会-政治意义并进而成为社会-政治冲突的代理。接着，基于阿拉伯语世界语言冲突经验，指出了维持语言冲突的象征性具有稳定冲突下社会-政治结构的效应，而语言冲突的去象征化将有可能激化原有社会-政治冲突，带来灾难性后果。
 

 
 

       泰国农业大学的萧贞贞（Wilaiporn Sucharitthammakul）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教授尸迦罗越经》：古代中国与印度公认的精神文明”。萧贞贞博士以巴利语《教授尸迦罗越经》（Si?gālovāda  Sutra）和汉译五个版本作为研究对象，用校勘比较文献法探讨了道德准则与人间伦理。萧贞贞教授表示，古代印度与古代中国都是鼎立于世界的文明，具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 就物质文明而言，古代文明无法取代新的发展，但是古代的精神文明在任何时代都不曾过时，只是语言可能比较艰深晦涩。在科技发达精神文明式微的当代社会，影响了生活水平以及心理状态，对古代精神文明的精髓、内涵以及意义，进行重新解释并加以利用很有实际意义。最后，萧贞贞教授结合印度和中国都有优美的文学、艺术，以及早期教育和教养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探讨了道德伦理素养与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理想、情操和水平的关系。
 

撰写人：李茜  刘晓倩  杜菁菁  图尔荪